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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若考虑到大国关系中的所有其他因素，那么在经济清单上开始互加关税后，两国就进入技术交锋，技术之后是供应链，然后是金融、然后是投资、然后是货币交锋……两国关系的各个维度都会慢慢卷入这个围绕崛起国和守成国的认知和误解中。因为双方彼此视为对手，或者在试图阻止一方崛起，或者在试图取而代之，所以两国关系中的其他维度也会被夸大并成为新的冲突领域。

但戴利表示，包括全球经济放缓在内的“一大堆”不利因素，有可能损害企业信心和支出。“我还不是很肯定，这些不利因素是否强劲到足以让美国经济脱离目前的趋势成长步伐，”她说。戴利表示，经济增长需要高于2%年增幅的趋势水准，才能让通胀率回到美联储2%的目标。戴利今年没有美联储政策投票权，但参与政策决定。

《财经》：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不照此行事呢？艾利森：我想最终中国会走这条路。部分原因是中国太大，部分原因是慢慢地他们对这个问题开始理解了；如果你问前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或其他经济学家，他们会说双边贸易逆差无关紧要，说这只是特朗普的口号，其实没人关心——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站在了他们一边。

渠道建设一直是保险公司经营的痛点。依靠“人海战术”一度是保险销售的主要渠道，但是高额的代理人成本一方面给保险公司带来了成本负担；另一方面理赔环节的服务不到位，也使得消费者体验不高。目前，保险销售渠道除去保险公司的个人营销队伍外，银保渠道也是重要渠道，但是这种形式的银保合作也存在很多乱象，隐瞒合同重要内容、误导消费者等行为层出不穷，监管部门也多次发出通知，对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行为进行规范。

四是加强外部协同共建。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信部、人民银行等多部委，联合打造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形成构建数字化生态的合力。在科创板开市前，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等发布《关于在科创板注册制试点中对相关市场主体加强监管信息共享、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意见》，为科创板长期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是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当崛起国与守成国相遇时，由于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极易发生。它的核心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出判断——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